6月28日，2004年度國家審計署審計報告如期發布，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問題再度曝光于社會公眾面前。與以往相比，這一次的審計報告，已經不僅僅停留在對資產公司大案要案的揭露上，開始體現在對這些違規違法案例的未來預防和內部管理的整改上，開始回歸到審計的根本目的上。

　　審計并不是查大案要案的代名詞。審計的基本職能是第三者對各項社會經濟活動及經濟現象進行經濟監督。綜觀當今各國審計的根本目的，既要查明財務會計中的差錯與弊端，還要查明會計賬目中反映的財務事項或經濟活動是否真實存在、準確可靠，是否符合和遵守有關法律和規章制度，是否經濟有效和達到預期效果。要實現這個目的，審計范圍必然要擴展到經濟活動、經濟現象以及社會責任等方面。自然，在我國現行經濟制度下，審計必然牽扯到對現行政策和制度缺失的拷問。

　　在這次審計報告的結尾中這樣寫道：“4家資產公司成立以來，通過收購、管理和處置不良資產，對促進國有商業銀行改善資產結構，減少國有資產損失起到了積極作用。但也存在諸多政策性、制度性缺陷，內控不嚴，監管不力，嚴重影響資產處置效果。”

　　報告中所提到的“政策性、制度性缺陷”，表現在資產公司具體處置不良資產時，遇到來自地方政府、地方法院各種干擾，以及國家有關政策互相不銜接而造成的政策漏洞，最終導致部分國有資產流失。如湖北省475戶地方企業因不規范破產，當地政府、法院等聯合做假賬，導致華融、長城、信達3家資產管理公司 54.53億元的債權總額，只受償1803萬元，受償率僅為0.33%.

　　這個案例正是地方政府、法院干預，一些地方企業利用政策漏洞通過不規范破產逃廢金融債務的一個典型。

　　此外，在法律方面由于制度性缺失，許多不良資產債務一旦走上司法程序，就是遙遙無期的等待和理不清的地方、中央、企業、司法等等千絲萬縷的公私利益關系。如前些年引起社會極大關注的“鄭百文案件”，集中反映了在處置不良資產過程中由于法律方面的制度缺失而造成的處置難題。

　　而審計報告中歷數資產公司存在的三大問題：違規剝離和收購不良資產，違規低價處置不良資產以及資產公司財務管理混亂，則集中反映了資產公司所面臨的外部生存環境政策和制度的不完善之處。除了一些人的貪欲和職業道德的喪失，審計暴露出的問題，正是對資產公司現行制度和國家相關政策以及司法制度缺失的拷問。

　　政策和制度缺陷帶來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呢？從宏觀層面看，政府在不良資產處置過程中并沒有特殊的利益，政府部門也不是盈利機構。但是，政府各部門是由具體的公務員組成，部門權力給了部門及公務員一個尋租的空間，而追求部門利益及相應的個人利益又是時刻存在的沖動。審計報告發現的問題，證明這種沖動還有處處利用政策法規的漏洞和制度缺陷，實現其部門和個人私利的機會，這恰恰證明我們在制度設計中所存在的漏洞。當然，政企分開和斬斷官與商的關系是最重要的制度約束，然而，事實上卻是難以斬斷的。

　　我們還有必要分析其內部治理結構。目前4家資產公司和4家國有商業銀行的內部治理結構是完全相同的，這就是缺乏代理人責任制度。如果要使不良資產在處置過程中賣個好價錢，并且不出現大量違法違規問題，資產公司必須進行一系列的公司制度建設，如現在國有商業銀行正在進行的股份制改造。

　　這里有必要回頭再看資產公司成立的歷史背景。組建資產公司是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一項重大舉措。當時，正是亞洲金融危機橫掃整個東南亞時期，為了規避國家金融風險，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杌�果斷下令撤消工農中建的4家信托投資公司并在此基礎上組建4家資產公司。在4家資產公司成立的同時，從4家國有銀行剝離出來的數萬億不良資產的處置就已經開始。正是由于當時的歷史現實和嚴峻形勢，國家來不及設計好一系列有關政策和法律法規，來不及建立一套完善的資產公司管理制度，正因為如此，不僅使資產公司在成立5年中處置不良資產面臨種種難題，同時也給一些職業道德缺失者可乘之機。

　　由于審計暴露出資產公司現行公司治理制度缺陷，即李金華的報告所說，問題主要集中在體制不夠完善、制度不夠健全、分配行為不夠規范等方面。所以，審計報告說，“下一步，要研究改革資產公司現行體制，加大對資產處置環節的監管力度，盡快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增強資產處置的公開性和透明度；要整頓規范中介服務市場，規范地方政府和法院的行為，為資產公司創造更為有利的外部環境。”

　　審計的真正價值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直接的，通過查錯糾弊，挽回一些損失；第二個，就是間接價值，通過階段性的對大案要案的關注，在一定意義上幫助有關部門規范管理，潛在地增加了對未來預防的作用和價值。

　　今天的審計拷問昨天的政策和制度的缺失，而明天需要我們認真思考的，是如何完善制度，建立科學規范的資產公司運行機制。這，才是國家審計署長達一年對資產公司全面審計的最終目的。